情报的国内应用
对能够为企业带来商机的情报，企业管理层通常会表示出浓厚的兴趣，这一点在国际化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今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在互联网时代，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从浩瀚的信息潮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正变得越来越不容易。信息的泛滥，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入世后激烈的竞争势头，让中国企业的管理者们越发察觉情报的价值：他们越来越需要专业的人才提供最有价值的情报，而不再是在漫无边际的信息海洋里迷失方向。
于是，竞争情报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开始受到中国企业、政府机构以及更多非学术界人士的关注。
从理论到商业的实际上，竞争情报是一种“新生事物”的说法并不准确。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就有学者将竞争情报的概念引入了我国。１９８２年，我国情报研究专家孙学琛研究员发表编译文章，首次涉及竞争情报的概念；之后几年，又相继有一些学者就“竞争情报”在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相关的学术论文。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上海科技情报所为代表的一些地方情报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它们开始以群体为单位，进行竞争情报的研究，并开展了以“项目研究”“交流讲学”为代表的一些活动。之后，从１９９４年开始，竞争情报在我国学术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１９９４年１月，中国科技情报学会成立了“情报与竞争情报专业委员会”，它的成立，标志着“竞争情报”在中国已经步入一个有组织研究的阶段。１９９５年４月，在专业委员会基础上，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正式成立。作为我国唯一的全国性竞争情报专业组织——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成立的九年间，开展了一系列推动竞争情报发展的工作：最初是学术研究、学术研讨，到现在已经覆盖了咨询服务、书籍出版、培训活动等领域。在这些组织的推动下，竞争情报正逐渐走出学术界的专业范围，向更广的领域延伸。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副秘书长戴侣红表示，从２０００年开始，竞争情报在中国企业界、信息界、咨询界得到了相对快的发展：据了解，到目前为止，情报分会已经拥有包括信息界、咨询界、企业界和科技界在内的４００多个团体会员，以及政府官员、企业家、情报研究和咨询专家为主的个人会员６００多人。从培训的情况看，企业界入会的人、参与的人多了，咨询公司领域参与的人也开始增加。她介绍说，从１９９５年开始，北京市科委把实施竞争情报示范工程作为北京市工业企业振兴计划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竞争情报分会为大华陶瓷厂、北京开关厂、北京铜牛棉纺集团公司等多家企业，开展了以企业竞争力评价和竞争情报系统建立为重点的竞争情报咨询服务。
从２００２年开始，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提出“为政府服务”的倡导，建议各大部委、各个地方省市的信息情报机构充分利用自身的情报能力为上级主管部门服务。戴侣红认为，“从研究来看，竞争情报完全可以为政府服务。竞争情报的本身就是为决策、为发展战略服务的。”数字反映了进步，也说明了问题：从推广和应用方面来看，竞争情报发展得比较好的先进国家，是企业需求拉动竞争情报的发展，而我国恰恰是由学术研究推动竞争情报的发展；而与发展竞争情报工作的世界先进国家瑞典相比，我国对竞争情报的认知、组织机构、人员规模等方面都还有相当的差距。
无可否认的是，对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讲，竞争情报的面孔还是十分陌生的。
竞争情报不是商业“ 007 ”目前，许多咨询企业界人士对“竞争情报到底是什么”还缺乏一个清晰认识，他们对竞争情报这一新鲜概念还有着这样那样的疑问：竞争情报人员是商业间谍，是特工吗？；竞争情报与企业有什么关系？；竞争情报与通常所讲的信息之间的区别何在？
“将竞争情报与间谍特工联系在一起，是一种误解，应该说这是一种错误看法。”戴侣红解释道，“竞争情报的概念源于英文单词‘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最早是由就职于北京科技情报所的 杨沛霆 教授将其翻译为‘竞争情报'。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这个单词也有智能的意思。所以学术界对这个翻译是否恰当至今仍有争议。”“但是翻译作‘情报'也有其道理。”戴侣红从三个角度讲述了其中的缘由。
首先，从国内外的竞争情报发展来看，竞争情报最早都源于军事，这主要与国防部门情报能力强、专业情报人员储备丰富等因素有关。在美国，冷战结束以后，一部分情报人员相继被一些大公司聘用，作竞争情报的服务。
同美国的情况相似，我国的竞争情报研究也是从“国防口”开始的，以“兵器情报所”、“中国航天信息所”为代表的“国防口”竞争情报研究机构走在了我国竞争情报研究的前列。正是由于这种军事特色，让“竞争情报”多了几分“００７”式的神秘。
第二个方面，则是由于竞争情报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灰色特性，这种灰色特性是介于违法和合法之间的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在谈到这一点时，戴侣红始终强调，“竞争情报必须通过合法手段来获得，在竞争情报相对先进的国家，往往也有经济间谍法来限制企业间、或者咨询公司非法的信息获取行为，以保障竞争情报的合法性。”而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则是“情报”更能体现竞争情报不同于普通信息的特征，戴侣红说，“现在提供信息的企业人员非常多，但并不能称为情报人员——企业真正需要的是情报而不是信息。情报比信息更高一级，信息经过专业加工之后，需要完成一个从信息到知识，从知识到情报的过程。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可称之为情报。”“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把情报工作简单化。”戴侣红强调，“情报工作不是简单的收集和取舍。在取舍之后还需要分析，作出趋势、曲线等定量分析，提供文字性或图表式报告并提出建议性结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竞争情报工作。”
企业培训才刚刚开始企业获取竞争情报的需要与《孙子兵法》上所谓的“知己知彼”有着近乎相同的意义。在国际上，以美国、瑞典、日本为代表的竞争情报先进国家，在市场中也都保持了“百战不殆”的竞争力。有学者甚至认为，“日本经济的崛起，与其情报工作应该是有直接的关系。”随着对竞争情报理解的进一步加深，一些独资公司和合资公司，以及以宝钢、重庆长安为代表的国营企业都已经成立了专门的“竞争情报”机构，他们的管理者急切地期望利用竞争情报为之服务。但在获取竞争情报的过程中，管理者发现，真正的竞争情报专业人才十分匮乏。据了解，虽然我国有２万余人规模的情报专业人才队伍和１００多万的信息咨询人员，并且其中很多人正在转向竞争情报领域，但他们对竞争情报的理论和技能普遍缺乏专业的教育与培训。
然而，从１９９０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竞争情报培训到目前为止，始终未走上正轨。戴侣红承认，“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情报培训，事实上，将现在的咨询公司所做的培训工作称为‘推广'、‘研修'，或者‘研讨'更为恰当。”据戴侣红介绍，过去的竞争情报培训的内容，主要是从理念的角度阐述，往往涉及到——为什么要开展竞争情报，竞争情报在国内外的发展状况，竞争情报涉及的一些领域，应该研究哪些内容——等等问题，这都属于较低层次的竞争情报培训，并没有落到实处。戴侣红认为，“竞争情报培训应该做到更深一步的发展，以信息搜集作为起点，发展竞争情报的技能培训，以竞争情报的分析为落脚点，落实到实际的操作层面。”一个真正优秀情报人员的素质要求是很高的。戴侣红说，以信息搜集为例，情报的获取很重要一个途径是人际网络，而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网站、报刊等信息途径；再以竞争情报的分析技能为例，分析技能应该是竞争情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在美国，需要培训的分析技能通常达到三十四种之多。没有成熟的竞争情报专业人才可用，因此，中国企业引入竞争情报机制，还需要从人才的教育和培训做起，竞争情报，还是中国企业的薄弱一环。
